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相关部门有权予以纠正、警告、罚款以及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等。

因此，该条规定不应该被理解为：在物理意义方面即使对既存的温泉井有稍许的影响时也绝对不得给予许可。[15]该判决根据《建筑基准法》第1条规定的目的，第55条规定的建筑物限高，第56条规定的斜线限制和第56条之二规定的日照规定认为该法律具有保护附近居民在日照、防灾以及卫生方面的个别、具体的生活利益方面的宗旨，因此属于建筑基准法保护对象的日照等方面个别、具体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者的原告，具有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

[31][日]芝池義一：《行政救濟法講義(第3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41頁。1.新泻机场案判决 最为引起关注的最高法院判例是1989年2月17日作出的有关新泻机场诉讼(新潟空港訴訟)判决[18]。在请求撤销《城市规划法》上规定的开发许可的诉讼中，1997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判决[20]指出，该项规定中含有一定范围地域内居民的生命、身体安全等事项应该也作为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予以保护的宗旨，由此根据此项规定可以肯定原告适格。其中的一些判决更为严格地将法律予以最狭义解释，仅限于构成该处分的根据法条如此一来，在完成工业革命并实现商品经济和法治政府的西方国家面前，我国从经济到政治全面落伍也就势所难免、自然而然了。

换言之，侯宇这本聚焦于人之尊严的专著为何值得亦需要法学界认真对待？ 窃以为，这主要归因于我国无视人之尊严的历史过于悠久而漫长，而与之相反的凝望人之尊严的历史又过于短暂且曲折。此条规定得以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革期间戴高帽批斗等肆意践踏人格尊严的深刻反省。这种实质性法典编纂模式，不仅对诸多既有法规进行了整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修正，实质上促进了环境立法的现代化。

4.健全环境侵权责任制度 《侵权责任法》是最直接体现环境保护功能的法，第8章专门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这些制度不是民法典绿色化的直接体现，但可以从多一个角度考虑其时代意义。(17)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论环境侵害的制度演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4—131页。这些都使新时代环境法面临如何进一步综合化、体系化和统一化的更高要求，要求我们将分散化立法思维转变到系统整合上来。

(55)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化为绿色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总体战略，(56)这些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引起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立法理念上凸显了生态环境受损进一步导致民事权益损害的特殊性与严重性，将污染环境行为致害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责任予以规制。

(60)二是确认生态环境资源所具有生态、美学、景观等非经济价值，将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及其相关利益纳入保护的范围，建立环境人格权制度。这就需要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根据民法典和环境法典各自的功能定位，按照民法的归民法，环境法的归环境法的思路，在环境法典中合理设置特别民事规范，建立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制度，将超出民法典射程又需要以民事手段加以调整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53)二是《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了按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确定责任大小的非连带责任特别规定，没有规定连带责任。这是自由主体自由行为的必然结果。

将法律关系分为主体——客体，进而细分为不同类型、不同规范形式。为此，可在合同编中统筹考虑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合同进行妥当的类型化。为强化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民法典中应当完善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并对上述自然资源的物权以专章进行规定，对各项自然资源的物权内容做细化规定，同时为与特别法的协调留下空间。(29)参见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进入专题： 民法典 环境法典 生态保护 。对自由竞争引发的结果差异，民法典持中立态度，适用优胜劣汰规则。

同时仅基础规定被收入到法典中，更多细则则由政府条例来细化制定。在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既缺少与民法典相对应的大规模人群健康受害救济制度，也缺乏环境法所特有的生态环境受害救济制度。

较之《民法通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这是《民法总则》的创新性规定。(29)这意味着，环境法中不仅有私法性质的规范，而且会有超出民法典射程的新型规范。这些制度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物的利用，有积极意义。(35)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具有历史的时空性，它不仅需要考虑当代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的公平秩序，而且还需要考虑子孙后代利益乃至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绿色原则和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一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旨在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民法典社会化的新表现和新动向。

二是现行环境和资源立法分立分散，民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民事规范与公法规范难以衔接，产生了环境规范法典化需求，使得我们必须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既考虑间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民法典，也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绿色法典，以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52)参见吕忠梅、王国飞：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司法问题及对策，《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161—168页。

③在《民法总则》的制定及对《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进行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不仅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绿色原则，而且将在民法分编的编纂中考虑将其具体化为各部分的规则。三是规定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协调机制。

(51)参见吕忠梅等：‘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5—19页。⑦人与环境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将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纳入公序良俗范畴无可争议。

后者是将所有的环境法规范整合成一部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法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环境法规范。(11) 一方面，绿色原则在民法中宣示绿色发展理念，确立生态安全价值，协调经济自由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中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最严生态法治观直面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当代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②参见吕忠梅：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7—20页。这种沟通机制不仅要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为民事活动设定环境保护义务，而且还要将可以体现为个人权利的相关内容纳入民法典，保护个人环境权益。

⑥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63) 3.建立公法权力私法操作机制 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是把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群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按绿色发展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根据需要对理论与实践中既有的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逻辑化整合，将其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以推动环境法的现代化。

民法典是民事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但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规则上还是在价值上，民法典的这一地位已不可能固守。但是，将《民法总则》中的绿色原则贯彻到合同法领域，并非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在合同自治的框架内完成对绝对自由对环境保护所产生偏差的矫正。

如果认为应该而且可能，那么路径就是尽量求全，即在民法典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全覆盖。环境保护并非要求人类绝对不能在利用环境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而是要求对环境的负面效果不超出其自净能力，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民法的自由具有消极性，用于排除外来的不当干预，并不要求主体积极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公民人文主义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共同体决策的积极自由相对。(20)但是这种所谓的预防原则仍然是基于民法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传统方式，无法实现真正的环境保护意义上的风险预防。

民法典与环境法典应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共治：一方面，民法典通过妥当地融入环境保护理念以实现其应尽的环保功能。⑤参见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24—25页。

(62)参见吕忠梅、刘长兴：论环境合同，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人大法律评论》(2003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281页。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应坚持以自由作为基本价值和构成性原理，另一方面在对法典体系不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应多关注其他价值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因此，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不同性质法律制度的衔接，即对环境侵权行为引发的民法和环境法不同层面的法律后果的处理。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环境问题的应对之路，《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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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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